二、简政放权的根据与要求 从根本上说，《宪法》确立了对简政放权的总体要求。

1.依规则治理的加强 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政府的手段措施有限也是一大难题。所以，现实中才出现了简政放权中抓 大（权）放小（权）、放虚不放实、明减暗增、边减边增的现象。

这在理论上一般称为国家辅助性原则或补充性原则。同时，鉴于简政放权的长期性，这种组织应当有连续性和一定的长期性，同时应对自身的工作做好规划设计。按照世贸组织协定和中国的对外承诺，行政许可应当以透明和规范的方式实施，行政许可条件和程序对贸易的限制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政府在管理社会、经济、文化等事务时， 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怎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简政放权中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确立个人—市场—社会自律—行政干预的优先顺序 （个人办不好、办不了的找市场，市场办不好、办不了的找社会自律机制，社会不能很好地自律时国家再介入），在行政干预上又确定了事后监督—行政许可的介入顺序。

政府自身还没有跟上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仍在沿用过去的办法去处理，甚至是应付现实新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先易后难，可先选取外交部、公安部、审计署等相对稳定的部委，梳理既有法律规定，制定其组织的法律。从论文数量来看，集中围绕该主题的作品占据所有论题的最高比例。

举例来说，对基本法与宪法之关系的解释、对《宪法》第31条特别行政区条款的定性、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论证等实践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回溯到宪法的概念、制宪权的概念、民主的模式、代表的类型等元理论的层面。[26]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本次评价略作调整，拟把方法论作为第一个层次，把研究对象作为第二个层次，从四个方面总结2012—2013年的研究进展： 第一，方法论争鸣。政治公约主义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对历史事件的哲学反思。

然而，棘手之处就在于，宪法秩序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行政专权完全法治化。宪法兼具法律性和政治性，这决定了宪法教义学势必面临一些特殊问题。

[3]2012-2013年间，两派间这种形式和程度的论战趋于平缓，开始在具体论题上依各自的方法论展开论证。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如此，政治秩序亦然，宪法的当下处境尚不允许宪法学人止步不前。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宪法结构还不是融贯的，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结构，相互之间既相互配合但又相互碰撞，甚至相互对峙。由于基础规范并非行动领域的范畴，因此它无法为具体行动提供指引。

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在现实中的某些特殊情况下，统治主体并不具有统治能力。依作者之见，程序性实施仅仅是宪法实施的第一步，无法保证在实体内容上符合宪法，因此，必须辅之以实体性实施，由某种司法性质的机构对公权力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方能保证宪法的精神落到实处。相反，如果掌握了学术思维所需要的客观与冷静，即使身在庙堂、心忧苍生，又何足为虑。个别文章在上文已经重点评价，此处只需提示读者注意这个学术热点，对于其中的文章则不再专门评价。

面对此种分歧，弥合之道并非武断地声称自己提出的框架优于其他，而是坦诚地阐明自己提出框架时所依据的标准。从法教义学进路出发的研究则固守文本，努力使文本的含义更加清晰准确。

表面看来，这套理论框架似乎可以独立于一国的政治架构，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政治宪法学不应仅仅是主题的拓展，而应对所拓展的主题提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解读。

该理论在为立法机关克加积极行为义务的同时，也为其容留灵活空间。张翔：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德国的实践与理论，《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宪法解释是最平缓的机制，在秩序稳定的时代，当然应该以此为主。再次应该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增强全国人大职权行使的民主性。借助此种反思，我们希望在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上为学科摸索出成熟而稳固的框架。第二，冲突规则，即当对法律的解释存在多种方案时，应选择其中不违背宪法的方案。

张千帆：城市化不需要征地——清除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宪法误区，《法学》2012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已经不限于两个学脉之间的交锋，而是逐渐被视作关涉宪法学学科整体的事件。

如果能从国体概念入手，深入发展统合学说，将会引导学人关注宪法秩序背后的社会基础。因此，宪法教义学虽然是以文本为基础，但深入到一定层面后，势必要超越文本。

[38]参见陈斯彬：论良心自由作为现代宪政的基石——一种康德主义的进路，《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前者是必要但不足的，后者才是理想和完满状态。

就此而言，该文仍然是宪法教义学的预备。克服此缺陷的传统思路集中在增强全国人大的广泛代表性这个要点上，也就是增加特定群体的代表比例。这一点不仅可从理论上证立，也为各国实践所证明。因此，全部适用和完全不适用是两种不可取的极端立场。

前者可称作宪法史研究，后者则属于学说史梳理。高全喜与田飞龙对政治协商会议之地位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6]参见沈岿：宪法规范层次论：一种解释方法，《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第二，促进基本权利体系内部的融贯。

（三）对观念结构的研究 本文虽然区分制度结构与观念结构，但二者的差别只是抽象程度的不同。2010—2011年是两派论争最激烈的时段，不仅有笔端的相互辩驳，更有当面的唇枪舌战。

如果论文能够对某个命题、理论或历史脉络做出清晰而系统的阐述，并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关性，那么，此类论文也将是重点评价的范本。[25]参见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学者们之所以关注基本法，不仅因为香港政改是实务热点，而且还因为宪法适用在大陆范围内不尽人意的情况下，香港问题反倒成为考验宪法学人知识的试金石。如果把政体类型区分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则国家法人说是与作为过渡形态的君主立宪制最为契合的理论形态。

八二宪法包含了一个三种主权代表叠合的复合架构，三者间关系仍在调整与磨合的过程中。这个道理虽然明显，在当前宪法学研究中混淆此界限的情况却不在少数。

作者虽然精准地介绍了该学说的演变，但结合中国实际的进一步挖掘工作却做得不够。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社会基础亦应随之调整。

如果不能具体地评估各种机制的功用，单纯主张某种机制的绝对优越性，结果可能非但无法达到维护宪法的目的，反而会葬送宪法本身。不过，另一方面，应被认真对待的宪法却不应该是宪法整体，如果主张应该毫无差别地适用宪法的所有条款，亦会陷入困惑。